2020年4月18日，来自同济大学医学院的赵旭东教授为我们讲述如何在灾难中学习与成长。
以下内容根据本次大讲堂课程整理，希望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限于篇幅，无法完全还原精彩的现场内容，请关注后续的视频分享。
讲师：赵旭东 整理人：郭卿
大家好，我今天讲座叫做“在灾难中学习与成长”。大家对前面几位专家的讲座反响都非常好，我可能不会太沉重地讲疫情中撕心裂肺的一些事情，想在今天换个聊法，讲点比较轻松的事。其实，我记不住方新曾在我们刚认识时表扬过我说话出口成章，她当时笑我说话那么慢，像个大首长。因为我是云南人，早年不讲普通话，讲起来就特别慢，到现在都如此。不过做心理治疗、讲课，这反倒成了我的优点。我先跟大家回顾一下近三个月我们干了些什么事，今天主要围绕医务、心理、社会工作者等助人职业如何使自己成长成熟来讲。
01
助人者们，
用爱心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心理治疗领域很少发表特别优秀的所谓“高影响因子”论文，我们都是实实在在为人服务的。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人们的心中。疫情开始以来，我们的同行伙伴，还有我的弟子们，都跟全国人民一道，投入了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在应急响应阶段，我们是助攻手，助攻当得好，叫“神助攻”，不要当“猪队友”，拖别人后腿。现在应急响应最艰苦的阶段过了，我们要进入台前角色。急性期之后，往往会有大量心理问题凸显出来。所以，心理疏导、心理重建任重道远。
我所在单位同济大学医学院有159名医生、护士、心理治疗师跟随多支医疗队去了武汉。这页面上有四位是我的弟子：右上角的李闻天，同济硕士，弗莱堡大学博士，一直在武汉精神卫生中心主持热线和临床心理科的各种工作，是当地一个主力队员。他下边是冯强，作为随队心理医生参加国际救援队在方舱医院的工作。中间刘亮是随国家指派的上海心理救援队去到武汉。左面李静是从重庆医科大学派到武汉一直在病房工作。他们的工作照都成了“蒙面大侠”，所以要把露出脸的照片拿出来。我为他们自豪！我自己从大年初一起，跟心理治疗界特别是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的专家们组成团队，发起行动。除了承担单位的工作，还参加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央部委和上海的好几个专家委员会，尤其是参与了联防联控机制、国家卫建委从国家到地方很多规范性文件的起草、修改的任务。
《大疫∙安心》：心理健康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这其中，对大家有直接帮助的是我们编写的一本下载超过400万的书《抗疫·安心》，2月6号上市，纸质书和电子书全免费提供。目前正要用德文发表，英文也已翻译好。前段时间太累，最近其实是有点耗竭的症状，所以我今天想要说点轻松的事情。
凝聚爱心、让大家放心
2月9号，我在童俊安排的平台上做了题目为《人性化管理，让方舱医院成为爱的方舟》的演讲。那次我做了大量准备，特别投入激情。讲到了“方舟”、“方舱”这些典故，也讲了中华民族是“不躲、不逃”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有坚韧不拔、锲而不舍、适应自然的英雄主义传统和乐观积极的浪漫主义情怀，更有团结协作、集体主义的精神。后来，方舱医院确实成了扭转武汉疫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心理工作者向国家卫健委、联防联控机制提的建议得到采纳，加上后来医生、护士、心理治疗师以及外围心理咨询师的大力帮助，方舱医院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这也是大家一起参与的一桩壮举。
明知道心理技术杀不了病毒
我们知道，心理技术并不能直接杀死病毒，但是我们偏要去做这样的事，就像以前曾经投入过的2003年抗击SARS、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家园重建。所有人遇到灾难时，都需要沟通疏泄安抚，渴望被倾听、被关怀，急切地想要抱团取暖，这些是灾难之时提供心理救援的刚需，需要有人做。我们国家学术组织的心理专家，急人民之所急，配合政府的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提出了心理援助建议，协助制定了很多管理文件和技术方案。这次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提供心理救援和疏导的人性化服务，让我们有了用武之地。
救别人的人，内心得强大！
心理急救是人道、爱心和同情心的工作，要去解决人们情感上的需要，也常常要去满足一些实际需求，提供人们需要的关注、关怀，培养康复能力，强化对自身应对能力的信念。创伤后表现好的人，常常是乐观、积极、自信、有希望的人。心理救援要救别人，自己就得非常强大。要有真本事，内心要稳定、坚强。助人过程，要给人疗愈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助人者的人格，我们自己的个性、精神风貌；二是助人技巧技术，在求助者的身心及环境中促成有利的条件，达到特定后果。
今天，我想重点讲：助人过程对于助人者意味着什么？以前很多专家讲过心理救援对于受助者和对社会的意义，今天重点放在我们怎样做这个事，却又不让自己耗竭、燃尽、烧光，而是越来越强大。比如这次我们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里看到助人工作得到的回报。助人者常常讲不求回报，但是其实我们很在意。我们的回报就是在于：我们帮助的人，他们过得好不好？
来自治愈患者的反馈，是最大的奖赏！
我很意外地在一个短时间阅读量10万+的文章里，看到作者赞扬助人者的工作。刚才提到的书有五万册出版之后第四天就寄到了武汉，一部分在方舱医院发放。这位作者看了这本书，大赞帮了自己的忙。另外，央视著名记者采访出院病人，讲到医生、护士给病人提供了心理帮助，特别提到一位广西护士做了很好的心理护理。这个节目非常感人。
02
百炼成钢，
成为心理健康的助人者
怎么样百炼成钢，成为自身就有高健康水平的助人者？这张幻灯片是来自于精神医学很权威的一本工具书里一个章节的作者Vaillant。前几年我曾跟他跨洋做过一次节目，他主持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到现在已经总共历时80年的研究项目，即哈佛大学的成人发展研究。他在里边主持了20多年。心理健康标准有很多种模型、理论和评价指标。他最欣赏的有：精神卫生的正常模式、积极心理学模式、成熟模式这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第一条强调的都是爱，有能力去爱、去工作、去玩耍娱乐。所以，爱的能力是有共识的。
决定当医生，就是选择与危机终身相伴，不停受伤
对于一个当医生的人来讲，决定当医生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非常危险的路，一条走在刀尖上、悬崖边上的路，一辈子要跟危机相伴，不停受到创伤。助人的工作（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医师）天天处理个人和家庭的危机，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此外，时不时要遇上公共危机，就像这次疫情，我们就要挺身而出。
外科系统的医生天天在刀光血影、山崩地裂中穿行，内科系统医生也是每天斗智斗勇出生入死。现在大家知道传染科、呼吸科、ICU、麻醉科医生都是非常危险的……
我在德国读书时听到过一个德语押韵笑话。当年我去武汉拜见裘法祖老先生，他也提到这个笑话，翻成中文就是：外科医生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做；内科医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不做；精神科医生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做；病理科医生什么都懂，什么都做，但是太晚了。
精神科医生要懂什么、要做什么？大家一定很好奇。其实，远古时候就是帮人逢凶化吉、消灾弭祸。古时候没有自然科学，没有现代人文社科，就是跳大神。现代不搞巫术，我们是现代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支撑下助人。除了帮助别人，我们自己要过好一点。过成什么样算过得好，就是一辈子要处理的事情。
协和出版社的前社长袁钟教授在朋友圈写到，他半年前参加世界华人医师年会时说：“医生经常要面对痛苦、悲伤、鲜血、恶病质、死亡。常人无法做到，所以医生要有超常的品质：肃然而渗透慈悲，刚毅而浸润仁爱，抑制而涌动怜悯，自信而又谦逊，温柔而有原则，善良而有锋芒。”
如何从应激、压力的“双刃剑”下活出来、活得好一点？
助人职业有这么多危险，如何从长期应激和压力这个“双刃剑”下活着出来，而且活得好呢？这是一张德国专家Senf教授的图，图中黄色部分的压力、应激、创伤是把“双刃剑”，它的左边是：如果我们应对得好，会促进神经生物学改变，大脑会变坚强，会形成更好的应对风格（Coping Style）去解决问题。用精神动力学理论来讲，我们会用很多成熟的（副作用小、收益大的）防御机制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并得到滋养、补偿和代偿，就是成长。“双刃剑”的右边是：如果应对得不好，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治疗师也要出问题，比如创伤相关的应激障碍等很多精神障碍。
职业倦怠、耗竭状态的发展过程
大家在疫情中最揪心是：医务人员和英雄们会不会产生职业耗竭？会不会垮掉？都很心疼他们。我也曾担心自己会垮掉。还是拿Senf教授的另一张图来讲解。长期做服务行业、应急相关行业的人，身心健康会受损。这个过程像时钟一样滴答滴答走，弄不好就真的把自己贴进去了。
第一阶段，在12点这个地方当作1点钟。
1点钟：还可以。我行，我很牛。
2点钟：投入更多。
3点钟：忽略自己的需要。根本不要吃饭睡觉、家里什么事儿我都扔得开。
4点钟：压抑内心冲突。心里有别扭和压力，我都可以无所谓压下去。
5点钟：对价值改释、合理化。遇到麻烦，我就找一些理由来合理化，说服自己不在乎。
6点钟：越来越否认出现的问题。很多事情积累越来越多，还在否认，不处理。
7点钟：退缩、放弃。产生明显的副作用，很多事儿就不想做了。
8点钟：可见的行为改变。
9点钟：对自己个性没有感觉。自己的需要越来越没有感觉，对自己的人格和价值观都麻木不仁。
10点钟：内心空虚。
11点钟：抑郁。
12点钟：完全耗竭。
这是没有人帮助、自己也不寻求自助、环境不好、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容易出现的一种过程。我们最好努力让自己不要超过六点钟：当你已经不想干、不敢干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求助。这是心理、行为上我们看得见的东西。身体的疲劳比较容易测量，但心理疲劳大家容易觉察不到。我现在有点像在4-6点位置：睡眠特别多，体力要恢复，所以好多事情我都推掉不做。连续三个月工作，真的要调整。你们看看自己到几点钟了？
历经风雨，接受锤炼，再见彩虹！
我的同事王艳波老师“创伤后成长”讲得很好，所以借用了她的两张PPT。历经风雨，接受锤炼，再见彩虹。“创伤后成长”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
（1）你经历的事件具有震撼性。
（2）跟创伤事件进行抗争后，会体验到积极的心理变化；不只有痛苦、悲哀、抱怨、自怜，而是去挖掘积极的意义。
（3）经历过一个打击创伤，你在某一些领域功能方面提升了。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4）成长常常与痛苦共存，有时候成长时的痛苦还会持续刺激我们。
经历创伤的人们，表现出与成长相关的积极体验
稍微展开一点。创伤后与成长相关的积极体验体现在三大方面。
（1）自我认知方面的变化。比如，原来老觉得是受害者，现在我是幸存者活得不错。觉察到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有自我依靠感和有效能感。对人类的脆弱性有深刻的认识。以前可能太轻狂，现在知道生命其实很脆弱。
（2）跟他人关系的变化。比如，一个幸存者自我表露和情绪表达的意愿更强，想跟人讲。体验到人际间的守望相助，家庭凝聚力增强，亲情增加。对其他不幸的人会有同情、共情，会有利他的冲动。
（3）再高一个层面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哲学。其实无论文化水平高低，每个人生命哲学都可以体现在对“生命里面什么重要”的重新排序。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时间。开始反思，对自己、对人生、对人性的认识会更加深刻。
应激后成长
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张由新加坡牧师画的图，总结得非常好，所以借用一下。应激反应当中，先是惊慌，然后学习、成长。最外边这个部分是成长：顾念别人、帮助别人、献出才能、任人差遣，活在当下、聚焦未来、加强同理心、感谢感激有感恩、活得喜乐、传扬盼望、心意更新而变化、操练安心忍耐、建立关系，培养创造力。
幸福游戏
我7年前做过一场有关“什么是幸福？”的报告，用这个图制作了一张幻灯片，今天备课时想起来，再用一次。我有次在候机时发现，刚出版的2013年的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很吸引我，《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What is happiness？)。正文里画了这么一个图：人从出生到老去，一生要经历很多事情。哪些会让人喜乐健康，哪些会让人觉得不幸福，用颜色标出来。颜色越深的蓝色是对健康不好的事；颜色越浓的红色就是对健康和幸福感有好处的事。现在只讲生活方式，图中举了哪些事情对幸福有好处。右上的第一个方块里讲要行善，捐赠、义务劳动、助人者活得长，幸福感强。右边第二个方块是有信仰的人、有崇高感、有敬畏感、有神圣感的人幸福感强、活得长。右边第三个颜色淡的方块是些具体的方法：运动、静心打坐、练瑜伽，动静结合会比较幸福。这一期杂志说不定网上还有，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看。
助人者要怎么样让自己活得充实？枯竭状态像点蜡烛，把自己给烧完了就麻烦了。救人的人不能死得太早，要好好地活着，活长一点，活好一点。
03
看淡生死，勤勉奋进，踏浪前行
1.非典型医学生的选择
接下来，我来讲讲自己的故事。如果有夸张、过分自恋、得意的地方，请大家讨论时指正。如果从社会环境给予的条件来讲，我其实是同辈人里非常顺的一个人。我的灾难、苦难、委屈主要是来自职业工作里，所以没有什么抱怨，总体上很积极乐观。如果我过得太好了，让有的听众不舒服，你们就给我指出来。
我原来没想过要当医生，从医有点偶然。后来觉得，偶然里面有一些必然，特别是为什么选择当精神科医生，这跟我儿童时期的经历有关系。最早有记忆的惊慌是60年代一次日食（注：应该是1965年11月12日发生的日环食），当时在外边玩一下子天黑了，我拼命地跑回去躲在大人的怀里。这虽然不算灾难，但是对一个小孩来讲也够吓人的。5岁的时候磨难开始，因为武斗跟着大人逃难到贵阳、武汉、北京、广州，在外流浪好几个月。其实，我当时反倒觉得非常好玩。路上在水城困了几天，大冬天从客车换到闷罐车里拉过来拉过去，当时根本不知道是在哪里，什么是痛苦的事。
16岁，我上了大学。医学院二年级时听哲学课，突然想当医学心理学家。授课的黄汝劲老师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哲学楼是和心理系共用的。但是，他告诉我说：中国现在没有心理学了。又过了一年多，碰到了恩师万文鹏先生上精神病学课，我说喜欢做点让人高兴的工作，想当精神科医生。他告诉我：“你要把英语学好，因为中国现在没有真正的精神科。”那时我很着迷，想搞精神科心理学。大学时候我给广播站投稿，题目是“医生也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当时不喜欢听“医生是肉体的工程师”。医生也是灵魂工作者。
2.炼狱—与死神搏斗的神经科医生
毕业后我留校在第一附属医院，成了真正住在医院病房旁边的住院医师，经历了魔鬼训练。那时候不用轮岗，我21岁就当了神经科医生，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神经科医生非常辛苦，有个晚上连续值夜班到第二天，14个小时没有睡过觉，送四位患者上了天堂。那是我印象中最悲催、最沉重的一个夜班。
那时候没有CT、核磁共振，要给病人做血管造影，要穿六公斤重的铅衣去注射造影剂，然后给病人拍四到六张X光片。吃射线可能引起放射病，比如癌症，所以每次造影做完，经常头晕眼花。
我第一年上班不知疲倦地工作，到第二年就有点耗竭、倦怠，管病人时出现了差错。当时的主任王荪教授不怒而威，温和地处理了我的事故，让我终生难忘。对医生最大的打击常常就是出医疗差错，甚至没有差错却被病人或家属纠缠着打官司的时候。
做住院医生时参加过一次医院的演讲比赛，讲的题目叫《我体验到了职业幸福感》。我用8分钟时间讲了一个故事：周期性麻痹的病人因为外周性肌肉呼吸麻痹而呼吸停止，要靠呼吸机来支撑。迅速明确诊断以后，打氯化钾进去几分钟时间立竿见影，拔了呼吸机病人能自己站起来，这就是我们体会到的幸福感。那时候当神经科医生真是太苦了，很多病无能为力，常常神经科就是人生的终点站。但是苦中行乐，要找到鼓舞自己继续工作的好事。
3.我的应激研究
后来我去华西医院念硕士，研究的是“应激（stress）”对人的影响。这三年对我影响非常大，转行当了精神科医生。正是在那里，初步验证了弗洛伊德的“胡说八道”！（其实他说的是对的，但很多人骂他）。我的老师何慕陶教授带着我上一个月的门诊，大量的问题跟性压抑有关系。他有次对一对夫妇做心理健康教育时说：“中国妇女大概有80%没有体验过性高潮”。以前的妇女慢性压抑创伤是个大问题。我看了很多研究急性创伤和日常烦恼的文献，包括国际上、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论文。那时候感觉自己社会人文知识太缺乏，于是恶补了传统文化以及跟心理行为相关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还和好朋友许崇涛、宋虎一起听音乐，提升艺术修养。
4.大凉山45天，发现“量化”是个神话！
硕士期间有45天，我两次到大凉山做课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这辈子的三观。大凉山50年代废除奴隶制，“一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千年跨越”，1949年以前没有城镇，第一次出现城乡差别。我去研究进了城的彝族跟在乡村里面的彝族同胞相比在生活应激、创伤方面的差异。很多发现让我非常惊诧。比如，我到村子里边去问一位妇女“你这半年以内经历了哪些伤心、受打击的事情？”并请她给影响严重程度评分。她说家里死了一条小牛，还死了一个小婴儿。她给她的婴儿去世打了2分，给小牛打了3分。反复确认后，她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们养牛是要让它干活。小孩嘛我明年就可以再生一个，但母牛生不出来的呀！”
这就叫生产资料，生产力。这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有很多事，不在他们屁股坐的地方思考，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的想法。所以助人者要有同情心、同理心，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是我处在恶劣的生态环境、生存条件下学到的。
5.海德堡的文化休克与文化适应
1990年到1993年我到德国海德堡念博士，体验到了文化休克。现在，几百万中国留学生在外边，每个人都要经历文化适应阶段。第一个打击，是我的老师Helm Stierlin教授介绍我给他的邻居时说“他只会讲一点点德语”。我留学前在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上中级班考试是第四名，而前三名都是中级职称的德语翻译，所以去德国时我觉得我已经很牛。结果下了飞机，人家就说我德语太差，要去上夜校补课。那个时候一个马克值五块人民币，我报了一个班要花3000马克，15000元，是我那时100多个月的工资！所以这是“花钱的创伤”！我从来没有料到过我竟然会说话都说不清楚。
我当时读的第一本书是Stierlin的《Adolf Hitler》，当时已经有27种文字翻译，但是读了一半我就放弃了。它是精神动力学的理论，很生涩。换了一本书，是我二师父FritzB.Simon老师的《我的精神病：我的单车和我》（注：赵老师的这两位导师就是1988年把家庭治疗传到中国来的前辈）。一天到晚地读，也只能读十页，一个月念完了300页，结束，感觉自己空前的笨。当时遇到圣诞节假期，连续很多天没有人跟我说话。大雪天我出门看见一个只有15天的小婴儿坐在婴儿车里面，妈妈推着在雪地里散步。这个事很激励我，洋人养小孩真不一样，15天的小孩都不怕下雪，我也要勇敢。
6.我的文化休克体验
到德国去的头半年，我经常打瞌睡。在屏幕上看着现场治疗或是治疗的录像带就睡着了，空前的傻。我给基金会写报告，写我文化休克的体验，听不懂他们讲话，没有办法参加小组讨论。当时写了一篇杂文《学禅初记》，投给中国的杂志，记录我被禅宗师父一棒棒打晕了，现在还醒不过来。下雪天，我去山上散步看见一颗小树，孤零零地在雪地里，非常契合我当时的心境——孤独、白茫茫、空旷无边、无人帮助。旁边的碑上刻着字，我才知道这是橡树。
现在你们可以看见我的新照片，这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的。2017年我带着十几个研究生到德国海德堡去开会，站在当年这棵小树下面拍的，已经这么高了。
2018年，跟我们几位同事和参会领导去看哲学家小道，再一次到了这个地方，这个树已经长成三四层楼这么高了。这就叫成长，雪地里孤零零的成长。
7.重回昆明 实现初心
从德国回到昆明，去实现我的初心。1988年我们开了中国第一个综合医院里边全开放的精神病房。我回去后建了第一个做心理治疗研究的治疗室。中德班就是在这个心理治疗室开始的，第一期都在那上课，我就给万先生做助手。我在这里从小医生做到科主任、副院长，后来当了院长，职业生涯都顺利。
大家可能会羡慕我，36岁当副院长，38岁就当了正院长。但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挫折、打击和磨练，其实都是当院长的时候。我当院长上任第一个月，就有人说：我要卸你的膀子，要把你家儿子丢湖里边去。这种话我没跟家里人说过。别的人闯了祸或者被冤枉，吵到我这来，我要去挨骂。有人死了，说死得冤枉，我就要去人家的灵堂上陪哭、下跪。还得要当被告，作为法人代表，我一年至少要当十次被告。虽然我一次法庭都没有上过，由法律顾问、业务副院长、医务处长去代理，但拍板还是法定代表人的事。那个时候，签字要赔还是不赔，手都会抖。还有，医院作为法人集体犯的错，院长都要做检讨、担责，这些事在原来很顺利的学者生涯里没经历过。
我做院长受到了很多老前辈的提携、教育。我在搞三讲活动的时候，有一位老领导，老州委书记带着我学毛主席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讨论毛主席讲的“学好弹钢琴”，要有系统观、大局观。
经历了当院长的磨练，我非常同情各种机构的老大。老大其实很不好当，是应激职业，风险很大，很辛苦，所以我后来不轻易骂领导。当然做大机构的老大是很有成就感的，我做了很多很有魄力的事，比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01年写医院改革案例就用了我们医院的案例，而且用了很多年。我做了很多现在的医院都还做不了的事情，蛮有意思。
图片为最早建精神科开放式病房的昆医附一院李荫教授和徐飞、杨坤、曾勇、许秀峰等老师
8.榜样的作用
这是中德班1988年的开班仪式。中德班的初级阶段就叫“中国-西德心理治疗讲习班”，1988年昆明一次，1990年青岛一次，1994年杭州一次，右上站着的是万文鹏先生，翻译是许又新先生。
这是1994年在杭州的，这是方新老师的老师 Revenstorf教授。有好多影响了中国心理治疗发展的人物。
这是真正的中德班，1997年的夏天，在北大中德班一期的第二次集训。
我为老人家们和年轻同胞们服务，同时我也在向各路先进同事们学习。这些照片里有参加过中德班项目的万文鹏、刘协和、杨华渝、徐韬园、张明圆、左成业、张伯源等。杨德森先生没有参加中德班，在别的方面影响过我。
外国人里，对我影响比较大是早在1968年就已经去世的Karl Jaspers，他是Stierlin的老师，也就是我的师爷，我看过一些他的传记和著作。这位Erickson（艾利克森）是美国的神医，我很少把人称为神医。就是他创立了现在广为流传的艾利克森催眠，他对我影响很大。德国导师Stierlin教授，还有中德班的玛佳丽，她是洋雷锋，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他们为什么会来中国帮我们？我猜跟他们四零后、五零后的经历有关。他们的父辈经历了纳粹的荒唐岁月，所以他们带着对父辈创伤的代偿，来拼命地为世界人民工作。一种体现是德国人拼命地在为以色列、为犹太人服务，另一种就是体现在他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而这批人就特别对中国感兴趣。
我为老人家们和年轻同胞们服务，同时我也在向各路先进同事们学习。这里有参加过中德班项目的万文鹏、刘协和、杨德森、杨华渝、张名言。
这张照片右边就是马佳丽女士。中间这一位是我的恩师万先生，后来得了脑癌去世了。我抱着他的头上神经外科手术台。恩师顽强地跟癌症抗争了两年半，后来昏迷了。万先生是非常勇敢的一个人，他的经历非常丰富。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和李建华在《上海精神医学》杂志发表过纪念他的文章——《悼念恩师万文鹏》，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这是他伟岸的背影。
李新天教授也支持过我们中德班的事业，我们在昆明开“国际心理学大会”，他来做报告，是我们医学心理学事业的奠基人，是非常有造诣的专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诞生立下头功的是华西刘协和教授。他对我的临床风格影响非常大。他为精神卫生法草案写了无数稿件，写到第27年的时候，我们第二代人接着写终于完稿，人大常委会批准。老人家已经去世了，他是柔中有刚、非常坚毅、非常儒雅的一位学者，完全符合袁钟社长讲的几条大医生范儿。
刚才我提到艾利克森，他之所以这么厉害，其实跟他因小儿麻痹导致瘫痪有关系。他当着医生还成了一个残疾人，结果一些潜能大发掘，人生开挂，非常神勇。我运回中国的书有六箱，有整整一箱全是有关艾利克森的书，我特别喜欢他，他是我们一个好榜样，尤其是他如何处理个体跟群体的联系，如何处理意识跟潜意识的联系，非常得巧妙。
这是左成业教授和他夫人杨玲玲教授。他坐过很长时间的牢。恢复工作后办《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对介绍心理治疗做了大量工作。他带着陈向一做了最早的家庭治疗研究，比我的研究早。
9.自讨苦吃，其乐无穷！
2004年我们全家搬到上海来，这个转折叫做自讨苦吃，但是其乐无穷！十几年了，就想换一个活法。但是一定是要干以前初心确定的事。但是怎么干、在哪干？恩师万先生说过：你可以随便在哪里干，但是必须为中国人民服务！
这里左面是十七年前SARS结束以后，电视台叫我去谈人生的。右面这张照片是本月初在上海教育电视台参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周末开大课》节目，当嘉宾。相隔17年的两次疫情，让“两个赵”又在这里见面了。
本来要贩卖我的“积极的宿命论”，就下一次了。简单说，主要是想介绍我这几年搞科普，讲助人者别崩溃、别耗竭，包括给领导干部、公务员、科教精英讲，我们要如何建立健康的生活，怎样重新定义美好、定义幸福，怎样正确理解道家哲学——乌龟哲学，就是让自己慢下来，为的是可以更快地应激。我也喜欢引用杨德森、张亚林教授开发的道家认知治疗，也是属于积极宿命论。
医生知道很多事：其实个人的努力、算计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基因编码、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环境决定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就是要为而不争、顺其自然。怎样做加减法，去培养我们的幽默感、学会放松，尽量不做有害的事情，获得社会支持、保持好奇心、上进心？我也要不争，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有一本书我会推荐大家去看，书名叫《More Time, Less Stress》，管理时间，然后去管理空间，处理好人际关系。
现场反馈
李晓驷老师：我相信，我要说的话跟大家心里想的一定是一回事——这是一个精神大餐。我相信我们今天所有的，只要是来听的人，都不会离开我们这个会场。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有遗憾，说：“今天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们还想再听下去！”我估计方新老师还会再安排一场。（方新老师：对！）就是我想说的共性，也是我自己的感受。
今天赵教授真的是给我们打开了视野，它不仅仅是医学、心理学，还有哲学——人生哲学、健康哲学，这是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件事。他讲了很多内容，但其实有一条线——开宗明义地说到：这是用爱心来行动。他的爱心贯穿始终，赵教授做了很多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些事情都是对中国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怎么能够做这么多的事、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大年初一，注册系统连夜开会，疫情当前怎样做心理危机干预？没有爱心能行吗？不可能的！所有的工作者一定要把这件事记在心。
第二，赵教授不仅说了他自己，其实说了整个中国的老一辈。很多的老师（包括我们国外的老师），都是在我们中国精神医学、心理卫生、心理学事业的前辈，做了很多贡献。赵教授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承上启下”，我真的希望我们屏幕前的年轻人要多向赵教授学习，前赴后继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还有很多的感触。我和赵教授也是1990年在青岛认识，接着他到德国去了3年。我的经历跟他相似，我是1988年前后去，回来在国外医学上发了一篇文章介绍德国。但是，赵教授回来以后也发了文章介绍德国。我把这两篇文章认真对照了一下，得出结论是：赵教授远远在我之上，因为他的视野不一样！他谈的是哲学，而我谈的是具体的医学，这就是境界。我也在想，赵教授在海德堡待了三年，这条海德堡哲学小道他不知道走过多少遍？以前我在想，是不是赵教授在德国才有的哲学思维，今天我听到“不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就对哲学感兴趣，无论从先天的、后天的，就是一个天生的哲学家。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学科有赵教授，真的是我们的幸运和荣幸。
方新老师：晓驷老师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我们嘉宾室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大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北师大心理学部的侯志瑾教授，我大概1992年前后认识的侯老师，她就一直在学习，集教学、科研、临床等于一身，我总说她有谦虚型人格、好学型人格，是我特别敬重的一位同行。晓驷兄是中德班精神分析组，我是行为和催眠组，侯老师和赵老师是家庭组，所以请侯老师来说几句，分享一下感受。
侯志瑾老师：谢谢方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很开心有这么一个机会让大家在网上见面。刚才听老赵讲，我觉得非常亲切，感觉时间过得这么快。我跟赵教授见面，应该是中德班在昆明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中德班连续培训一期，我们在家庭组，接触时间还比较长。中德班一期人不是特别多，三个组有很多沟通和交流。我觉得赵老师从德国回来之后，把中德班带回中国大陆，对中国的心理治疗领域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看今天中国心理学界的心理治疗和咨询领域里边的这些人，其实可以看到，中德班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中德一期的学员，基本上现在都是这个领域的领头人，赵老师做了特别大的贡献。
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做家庭组的翻译，所以和赵老师接触的时间比较多。从咱们现在的标准来说，赵老师是个成功人士，年纪很轻就当上院长。但是从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特别有勇气的人，可以激流勇退，重新去上海开创一个新天地。在这个领域又做得很成功之后，他现在又开始去讲“无为而治”，怎么样寻找幸福生活。从赵老师讲他个人的故事、他的学术生涯发展、转换，可见在他的内心有一个他特别清楚的、想要寻求的东西，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海德堡的哲学家小路带来的？走过那条小路的时候，我觉得确实让人有很多跟内心的对话，去问自己到底真的要做什么事才会特别有意义、有价值？赵老师刚才讲了他的更深层的一些为人、为学之路，这一点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有点遗憾的是，我其实还特别希望能够听老赵接下去讲，我很期待方老师继续再做一期，可以把接下去的讲充分。
方新老师：大家真的是意犹未尽，我想我可能代表了所有听众的心声。
因为赵老师说他受艾利克森的影响，所以我想用一些画面，来表达一下我对赵老师的理解。大家说是可能是哲学家之路对赵老师的影响，我在想，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在当时那种特别残酷的政治气氛下，随着家人去了贵阳、武汉、北京等地，他居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紧张，他很开心。一方面，开阔了视野；另外一方面，从家庭的角度说明他的父母亲家庭教养方式非常好——大人把整个社会的压力和应激都承接了，没有转而发到孩子身上。我们知道，在大的灾难和危机发生之后，一个月之内家长对孩子的虐待行为都会大幅度增加，但是赵老师那么快乐，这说明家庭的文化底蕴——他是一个非常饱满的种子，后来到了德国海德堡“哲学家之路”生根发芽。
第二个画面就是“哲学家之路”上的那棵小树，虽然它历经风寒，虽然周围没有其它的植物，非常孤独，但是它很顽强，因为这颗种子很饱满；若干年之后再回去，小树已经成了参天大树，三层楼高。我还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赵老师成长的过程当中，孜孜不倦地学习，在国外读德语书、英文书，在国内来跟随那么多大家学习，赵老师从这些大家身上学到很多人文思想。所以我觉得，跟老师真的是要跟大家。赵老师从一颗饱满的种子现在变成参天大树，都有这些大家的养料在里边。感谢赵老师今天分享他个人的故事，我觉得只能模仿，不可复制，哲人高度本来就不是大众能做到的。但是我觉得能给我们人生很多启发。我也代表所有的听众表达邀请，请赵老师有空的时候再来大讲堂。
大讲堂到今天已经第9讲了，我们第二期到第12讲就结束了。应大家的要求，我们也想把这个公益讲堂再继续下去，邀请赵老师再来；也邀请侯老师——侯老师特别擅长职业生涯发展；也请晓驷兄讲精神分析、释梦，都到我们大讲堂来坐一坐。咱们这个公益大讲堂就一直做下去，每个月一讲，好吗？
众咖：好的。
讲师介绍
赵旭东
同济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精神医学、哲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筹)院长，附属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医师，著名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
健康中国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卫健委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注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国际心理治疗奖”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整理人介绍
郭卿
心理学硕士，云南省公安厅专职心理教官，云南省心理学会理事，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公职人员心理健康管理分会理事，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心理人才工程特聘专家，公安部心理服务工作人才库骨干。中国艾利克森研究院注册催眠治疗师，曾受多个心理治疗理论流派的专业训练。
鸣谢
感谢协办方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
北京大学（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北京大学电视台
感谢王小玲、杨辰、申子姣、马龙四位老师为本次文字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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