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8日，来自天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杨丽教授为我们讲述自杀行为的理解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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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根据本次大讲堂课程整理，希望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限于篇幅，无法完全还原精彩的现场内容，请关注后续的视频分享。
讲师：杨丽 整理人：王小玲
大家好！非常感谢方新老师的邀请，让我能够在这么多专业同行面前分享我对自杀行为的理解和干预的一些体会。当着这么多人讲自杀行为我确实有些顾虑的，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方老师不但是非常专业的专业工作者，她也是非常厉害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方老师最打动我的，是她在大灾大难面前的这种大爱和担当。我的很多来访也非常受益于她录的那些音频和讲座。
因为自杀行为具有一定传染性，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来个约定，请大家尽量不要把今晚的交流内容分享到普通朋友圈或其他非专业的公共场合。当媒体上对自杀有不当报道时，有可能激起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自杀行为增加的局面。今天讲座的听众是助人者，我会尽力分享我在和自杀倾向来访者或病人工作中的一些体会，但我会做一些处理，不去违反伦理原则，尽量不提个案信息，也不会提我所在大学的具体信息。同时，我也发出一个邀请，欢迎大家在听我分享的同时，回想一下自己和有自杀行为个体的工作经历，和我一起去感受和思考，在留言区分享您对自杀行为的理解和自杀干预中的经验，也欢迎给我发邮件[email]yangli@tju.edu.cn[/email]分享您的理解和经验，以促进我和我的团队更加深入地开展这方面工作，更有效地帮助到有自杀风险的人们。
按照方老师布置的任务，我需要讲我和自杀危机相处的故事，所以我先从自己讲起。
一、我是谁？
1. 我的职业起步
差不多30年前，我成为了一名医学生，考入了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一直学习比较努力，成绩还不错，大四时谈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恋爱，错失了保研资格，留校做了辅导员。当时想着留校三年后去读儿科研究生，圆了自己做医生的梦想。结果在当辅导员时，班上有位学生，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她是一个很棒的女孩子，但她出现了一种无法自控的行为，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很多困扰。我当时不能理解，为了搞明白，曾坐火车好几个小时去她家里做家访，还去请教精神科主任，得到的处置意见是“药物治疗没啥招，心理治疗也许可以帮帮她”，但当时我不会。后来我就怀孕了，休完产假回来，她去了另外一个校区，她的同学告诉我，她被退学了。这些可能促使了我从一个想去考儿科研究生变成了想去考心理学研究生，开始学习心理学，后来又拿到了一个精神卫生专业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所以我还有一个精神科专业背景。
2.高校和医院的抉择
2003年到天津工作的时候，我面临一个选择，去大学还是去专科医院？大学的好处是和我原来的工作环境相似，困难是就我一个人。没有上级医生带我能不能行？将来专业发展空间有多大？其实还是有点犹豫的。如果去专科医院的话，当时情况下国内专科医院做我喜欢的心理治疗的机会不是很多。后来我就问了带我精神科的老师，她说了一句话，促使我去了天大。“去大学工作，你会有机会早些发现孩子们出现了哪些问题。大学生就像一辆辆的优质汽车，它有个小零件坏了，你及时发现，给他修了，他就好了”。
3.我跟自杀危机的故事
我就这样来到了天大，在校医院的一个小门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在那里可以做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有一个护士老师陪着我。我们最多的时候有两位专职医生，还有七八位我请来的天津市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专家。他们帮我做休复学心理评估。我主要做的事情是要去帮助来门诊求助的、被推荐来的、主动来的的学生，为他们提供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
八年的单打独斗
2003年到2011年，这八年的时间我基本是一个人负责全校学生的危机干预工作。在做之前我并没有接受过自杀干预方面的培训，但确实有一些学生需要帮助，所以我就尽我所能地去为他们提供我能提供的支持，包括自杀危机的现场干预、小组干预、还有危机后干预。个案做的多了，自然就会有口碑，我那八年里边还是攒了不错的口碑。有了口碑之后，病人就更多，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去可以跟他们一起工作。
刚开始的这八年我是怎么做的自杀干预呢？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招数，我只有一个信念，“咱俩相遇了，我就不能让你在我手里离开，所以我要尽我最大努力来帮助你”。所以，在整个危机干预过程中，我觉得那时我用了几乎所有的方法。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也不限方式，基本上只要我得到一个消息，天大有个学生有什么危机，我就会第一时间到他们的身边，工作地点可能是医院的急诊室、寝室、学校的湖边、我的诊室、或者专科医院的病房，都有可能。我会跟好多人一起合作，包括保卫处的老师、辅导员，副书记、导师、还有他们的同学，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家长，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让他们可以活下来。
这些孩子其实他们真的是给了我很多希望，也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因为我见证了他们从很混沌、很混乱、非常绝望，的状态下，慢慢在我的帮助下，也在他们的努力下，变得越来越好。在大学里工作，有一个和医院门诊以及社会机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做的自杀干预是能够看到结果的，能见证到他们的变化。
对救命的执着
当然，在陪伴的过程中肯定还有许多是历险的。我经历过几次下述情况，他们在度过自杀危机后，告诉我一些类似的话，“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见你前已计划好当晚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结束时，我走向漆黑走廊的另一头，你在后面开了诊室门口的那盏灯，我能感受到那束昏黄的灯光，和灯光下目送我离开，等待我再来的你。那晚，我终究没有离开。” 现在再回想起来，我觉得过去的刚开始的8年自己还是蛮幸运的，懵懵懂懂的做了这些工作，没有受挫，反倒是越战越勇。
我其实也回想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是什么支持了我？我想可能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医学训练之后，有一个东西，就是对“救命”的一种执着。
对自杀的态度
我刚刚讲“对救命的执着”，在临床工作中也可以叫做我们“对自杀的态度”：我们到底怎样去看待有自杀倾向的人。有自杀倾向的人，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带过来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死亡”。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包括我在内），对死亡有恐惧，所以我们会很自然的选择推开他，离死亡远一点。但我们推开死亡的同时，也很有可能是推开了要去死的这个人。所以在和有自杀倾向的人一起工作的时候，非常困难的一点就是，跟他们共情其实是不容易的。你在跟这个人共情的同时，还要去耐受这个人带过来的死亡恐惧，还有要去赴死的一个倾向。
对于自杀去做临床工作的时候，还有一个专业态度（或者叫风险），就是我们很容易对他的痛苦，还有他的死亡动机或者自杀动机有一个过度认同。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真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听他讲非常痛苦的故事，他说“我真的没有别的出路了，死掉是我最好的选择”。这时候很容易把治疗师拽到另外一端，从不共情变成共情过度。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也许有时候也会觉得活着不容易，还不如死了算了。当你对他过度共情，认同了他只能去死，这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失去了助人者的功能，就没办法帮他活下来了。
后边我们讨论对自杀行为去做一些理解和帮助。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这样一个专业态度，你是不是准备好了？
九年的不断探索：角色的转变
在2011年的时候，我角色发生了变化，开始做心理中心的主任，一直到现在有将近9年的时间，我不再是一个亲力亲为去做危机干预的人，我还要去指导年轻人，带一个团队去做危机干预。这促进和改变了我和自杀危机的关系。其实自己做更容易，好多成功的自杀干预，我并不太知道我做了什么，其中也有一些贡献来自个人特质，但是指导别人做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没人教过我怎么做，但是我却要教别人，怎么办？
我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自杀的研究工作，开始对自杀干预技术做探索。从2012年底一直到现在，我带着我的研究生（可能有二十几位了），还包括我的一些年轻的同事们，他们也在和我一起在自杀的不同的领域在进行着探索。通过和研究团队里的年轻老师、研究生们的一起讨论，通过和国内外自杀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交流合作，我慢慢对自杀行为有了更多的理解，也慢慢地能更加清楚我做自杀干预的经验和教训。
二、自杀是什么？
自杀是什么？自和杀，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自己杀自己，死没死成、伤没伤到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由自己发起的指向自己的伤害行为。还有一点是，自杀者有自己杀死自己的动机，他在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是想杀死自己，而不是伤害自己或者威胁别人。现在有研究发现，自杀其实是对于人类的生命威胁很大的一个问题。关于自杀率的高低，这是一个最新的数据，大家看看我们中国还是不错的，大概是10万分之7点几。我个人觉得，自杀领域还处于前范式阶段，定义和分类等还不太一致。为了方便进行后面的研究和干预工作，经过过去这些年的探索，我们慢慢摸索出一个自己的定义。
自杀是在自杀动机驱动下（由自己策划的，去杀死自己），由自我发起的（不一定是由自我实施的）具有死亡意图（知道或期望通过某种方式达到实际或潜在的致死结果）的自我伤害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伤害（杨丽，2020）
自杀相关行为和相关概念
在这个定义下，我们梳理了自杀相关行为和相关概念，并提出自杀是一个从自杀意念到自杀死亡的移行谱，包括主动自杀意念、被动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准备、自杀演练（心理演练和实际演练）、自杀尝试（自我放弃的，被中断的，已完成的）和自杀死亡。一个人很想离开这个世界，但他不想让周围人知道这个事儿，他就故意在开车时加速或不守交通规则，发生交通事故后离开。这种情况是自杀不？是，为什么？他是自杀行为的发起者，不一定是执行者。他启动了自杀行为，他知道或期待着自己会死掉。疫情期间，会有这样隐匿的被动自杀者。比如，他想被感染肺炎，得了肺炎不去治疗，让自己有个理由能离开。
什么不是自杀
（1）自杀威胁：一个小姑娘的男朋友要跟她分手，所以扬言要自杀。“如果你和我分手，我就去自杀”。这是自杀不？不是。她真实的动机是什么？想挽留关系或者获得控制感。这是自杀威胁，也被称为自杀姿态。周围人很容易忽视，觉得她在“作”，但作为专业工作者，我们要重视，要防止她从自杀姿态变成实施自杀。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帮助她认识到越这么做越会推走男友，找到如何挽留关系或者放弃关系的康庄大道。
（2）功能性自杀：一个人欠了债，为了不还债，不受惩罚或不牵连组织或别人，去结束自己生命，这种情况是自杀不？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并不想死，他是被迫离开，他的死掉是有功能的，这个行为的发起人不是他，是经济压力，是利益集团。这种自杀也不叫自杀。
（3）自伤：那自伤算不算呢？在自杀的研究历史上，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是把自伤和自杀算做一类行为。但现在我们看，还是不一样的。我们临床见到很多自伤的病人或来访，我们会发现他的自伤行为是有功能的。它的功能经常是释放张力，缓解紧张情绪，或者让他感觉到他还活着。这种不能算是自杀。
（4）扩大性自杀：也称为杀人后自杀。一个人不想活了，但放心不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自己离开之前，先把妻儿杀掉，之后自己再离开。这是自杀不？是，又不是。按照我们这个定义，他的自我伤害行为不只是指向自己，还指向了他人。这是一种特殊的行为，也可以称作是自杀行为的一个亚型，是介于他杀和自杀之间的一种行为，他跟自杀既有点重叠又有些不同，有特有的机制和干预方法。
自杀的分类
自杀行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差不多15年以前，自杀领域的研究者和临床干预者，把自杀意念、自杀尝试、自杀死亡都混在一起，不认为它们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治疗和干预上针对性不强，还有可能我们干预过度。比如听到他说“不想活”的时候，对面的这个临床工作者可能就有点紧张，他怎么想自杀呀，我要不要跟他工作？工作要怎么办？有的时候会过度反应。
自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英国的Joiner团队率先对自杀行为做了初步分类，他试着把自杀行为去做分类，接下来有三位学者，陆陆续续的提出来一些关于分类上面的考虑，这种区分基本是在现有的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上做区分。如果经常做自杀干预，我们会很清楚，其实有自杀念头的人是很多的，他们离真正的自杀死亡还是挺远的。到底什么样的人真正有危险？我反复想了好多年，想给他弄清楚。
自杀的断崖漂流模型
我曾在方新老师主办的国际自我状态治疗班里学习，哈特曼博士提到了“生命河流”模型，当时给我蛮大的启发，这要特别感谢方新老师引进这个项目。每个人都在生命长河中徜徉，绝大多数人走完了自然生命历程，从出生到死亡。我联想到自杀者的生命河流是什么样子，好像中间要断掉，不是顺着往前走，就像“断崖”。但自杀相关行为者并不都会在急流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何去描述他们不同的状态？
我很喜欢漂流，有一年我去漂流的那个地方比较危险，所以在正式漂流前，我们做了一些准备和练习。这个情形启发了我，在意念行为框架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前自杀尝试”的概念，把自杀行为者分为自杀意念者、前自杀尝试者、自杀尝试者和自杀死亡者四类。
（1）自杀意念者：自杀过程就像是完成一个漂流的过程，自杀意念者站在岸上，看着河里面发生的一切，心里想着还有这种方式可以摆脱眼前的困境，我也可以试试。他们可以自己走到河边，跳进练习区（主动自杀意念），也可以等待着一阵风或者一个人把自己吹到或推到练习区里，或者直接吹到或推到河里（被动自杀意念）。但是大家注意，其实这一群人不论怎样他们都在河岸上呆着，他并没有跳到河里去，所以他们叫自杀意念者。
（2）前自杀尝试者：在他们中间可能会有那么一小拨人，不但有这个想法还想试试，跳进了准备区，他们在跳进去的时候，做了些计划，用什么方式去漂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呢（自杀计划）？他们准备好皮筏子和桨，或者是竹排和滑竿等（自杀准备），他们在做些演练（自杀演练），有的人在心里过了一遍自己完成漂流的过程（心理演练），有的人直接在练习区体验着漂流的感觉（实际演练，也被称为踩点）。他们在准备，但没有去实施。
（3）自杀尝试者：在准备区和正式的漂流区间有一条红线，那些冲破了红线开始漂流的前自杀尝试者成为了自杀尝试者。这个人坐着皮筏往前划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几种情况？有的人漂着漂着后悔了或者害怕了，他们自己掉头划了回来或者让别人把自己拽了回来（自我放弃的自杀尝试）。有的人漂着漂着，突然河边一棵树倒了或者一个钩子勾到了皮筏子，阻挡了漂流进程（被迫中断的自杀尝试）。有的人义无反顾地向前划着，倒了悬崖边上，掉了下去，结果在悬崖下面两米的地方，伸出来一个树杈，把皮筏子拦住了，没掉到悬崖底（已完成的自杀尝试）。这三种情况的人，我们就把它叫做自杀尝试者。
（4）自杀死亡者：最后，确实有一小部分人，掉到了悬崖底，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叫自杀死亡者。
所以，我们在工作中需要评估：你对面的这个人，他到底在什么样的状态？就像我们在临床区分抑郁，抑郁可能是抑郁情绪、恶劣心境障碍、重性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中的抑郁发作、精神分裂症后抑郁等，所以要有不同的治疗方式。分级、分类对于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做干预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一个前提，我们要了解。哈佛大学Nock的研究团队，他们研究比较了个体出现自杀意念前后的情绪变化，发现个体出现自杀意念之后，他的积极情绪较之前增加，而悲伤情绪减少了。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点。自杀意念对于自杀尝试，包括对自杀死亡的这个预测作用，其实是不确定的。
热线中的风险评估
疫情期间，很多的地方都在开展心理援助热线，天大也开了热线。我们要对自杀危机去做一些管理和干预。按照我刚说的这个原则，基本上大家就差不多能够区分低危、中危、高危这样一个情况。在分类之后，我们在热线中可以为他做的事情远比我们的想象的要多。低危的在我们的热线中比较容易被处理掉，你可以帮助他去缓解情绪，找一些资源，然后同时你可以允许他再次来电。还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对他进行随访，国外也有这个经验，一天、一周、一个月三次的随访，尤其是低危、中危效果很好，可以帮助他们能够从这一次，或者一个阶段的危机中走出来。中危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已经有计划，然后他还真的有可能实施，只是他还要给你一个时间，如果是立刻、马上，明确且危急，这种特别高危的就需要住院了。
这里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我特别喜欢一个词叫“寻死觅活”，这是我老家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寻死，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我见过的几乎所有自杀倾向的人，其实他真的就是想更好的活下去，你只要帮他找到别的招儿，他就可以活下去。还有一点，我们要把这个人和他的自杀行为分开，“有危险的是你的这个自杀行为，而不是你”，要完成一个外化分开的过程。如果共情到这个点就比较容易跟他一起工作。
三、自杀的个体干预
理解自杀
怎么去理解自杀？一个人为什么要自杀？有的人说他妈不好，所以他要自杀。我觉得不是，我特别不赞成这样的单一归因。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出现自杀，需要先做一个基本知识储备，即自杀是一个病因不明确，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心理现象。我们大体分为两大类，内部因素（心理变量）和外部因素。
对自杀有贡献的外部因素，大体分为三类——
刺激因素：刺激因素很好理解，我们看到有些被报道的自杀事件里，经常会有一个刺激因素是人际冲突：比如妈妈吼了孩子，儿子和老爸吵架。
促进因素：即让自杀行为更容易发生的因素。以妈妈吼孩子为例，如果妈妈和孩子之前的关系还不错，吼了孩子，孩子很大概率是不会自杀的。糟糕的母子关系就是促进因素。
抑制因素：即让自杀行为更不容易发生的因素。我相信对大家来说，这种情况会比较常见。一个中学生因为学业困难想自杀，期末考试后发现自己考得还不错，暂时不想自杀了或者放弃了自杀计划。学业成绩还不错对这个个体来说就是抑制因素。
对自杀有贡献的内部因素，包括生物学变量和心理变量，比如，生理基础、生物学原因、心理因素（心理机制）。我们怎么理解一个人会自杀，实际上有好多理论，这些理解一定不是其中哪一个就是万能的，只是更常见而已。
自杀模型最常见的是这样几个模型，我在他们的基础上也在提自己的理论。
（1）立方体模型：临床自杀学之父叫施耐德曼（Edwin Shneidman）他提的一个叫立方体模型，他提出了一个词叫“心理痛苦”，心里边感觉越痛苦、越感觉有压力、越处于一种比较激越的状态（混乱、难以自控）就越容易自杀。他认为当这三个维度上都高，这个人自杀风险最大。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接触的人是否有这种情况？（2）自杀人际模型：这是一个叫Joiner的研究者提出的，他认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个累赘，有绝望感，有归属受挫、这个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自杀意念，当有自杀意念之后，他还有一个自杀能力，什么叫自杀能力？在Joiner的观点里，他认为获得性自杀能力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死亡无畏，一个是疼痛耐受，说白了就是不怕死，也不怕疼。
（3）整合-动机意志模型：这是o’conner提出的，他强调了“困境感”对出现自杀意念的贡献。这个模型验证了我们的说法，当一个人在极端痛苦的处境里，又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时候，他感觉被困住出不来，就容易出现一些自杀的问题。（4）自杀三阶段理论：三阶段理论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联结感”，当你感觉到很痛苦，又很绝望的时候，你是否还有联结感？如果你的联结感能够对抗你的痛苦和绝望的时候，你就不往那条道上走。所以，联结很重要。
个体干预策略
我今天因为绝大多数的专业工作者，主要还是要针对个人的。个体干预就是一对一的，我们每个人只要在这个行业里，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可能遇到。我们为自杀做个体干预，大体要分两类：一类就是基于某一种流派，或者叫做特定的心理治疗方法的干预（比如：CBT、DBT、TA等），还有一种是跨取向的，无论是什么流派，遇到有自杀风险的人都可以用。
跨取向的有两种：（1）普适的：对于所有的危机都有用的，比如大家知道的“七阶段模型”。（2）专门针对自杀：CAMS（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是一个跨流派的个体自杀干预技术。这个技术是由美国的心理学的自杀学家David Jobes创立发展的，其实是一个工作框架。门诊治疗、住院治疗，实施者、可以是护士，甚至是警官等等，事实证明，它确实也有效。我和CAMS的缘分起于中挪班的Bent老师和杨蕴萍老师，当时我和学生们查到了对自杀行为的跨流派干预唯一办法，和Bent交流并且认识CAMS的创始人Jobes，帮助我促成了后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技术引进。
自杀风险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
我们从2016年开始跟他们合作，先后四次开展了CAMS的培训，翻译了《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第2版）即将出版，并在自杀危机个案中尝试去使用它来管理和干预自杀风险。我们从中学到了好多东西，一个是它对于自杀的深度共情，有非常明确的态度“我尊重你死掉的权利”，你可以杀死自己，但我是临床工作者，我会尽力去帮助你。“反正你也见到我了，晚死几天也没啥对吧？咱们先不死看看”我经常会用这样的语调去跟我的这些病人做工作，然后仨月也行，俩月也行，这样就可以开始跟他的工作。
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觉得理念很重要。如果是非常有经验的治疗师的话，有了这个理念，就可以知道如何很好的去帮助有这样的风险的来访，或者是其他倾向者。CAMS有三个理念，很有特色：一个是合作，一个是聚集于自杀，一个是和自杀的深度共情。合作指的是两个人的位置和工作理念。这个合作实际上它是强调了要两个人一起去看他的自杀，管理他的自杀，理解他的自杀，然后减少自杀风险。
怎么叫两个人一起？就是我们说的合作，“这是你的自杀风险，你的自杀风险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你死掉有很多的理由，我们看看怎么样去管理它”。两个人在工作的过程中是并排而坐的，跟我们平时的咨询就不一样，他把自杀风险什么和这个人分开了，有一个相对半结构化的一个表格，当你可以更放松的跟他讨论，他的恐惧会降低很多，自杀风险就可以很好被管理，这也是我个人觉得CAMS非常棒的一点。 其次，聚焦于自杀，我们很容易跟有自杀倾向的人去讨论别的。讨论点开心的事情，肯定比考虑困难的事情，或者生死的事情要容易，这是我们的倾向。但是反过来想，这个人天天都琢磨他能不能死掉，能不能活了。这时候你跟她讨论说眉毛修得多漂亮、衣服穿得多好看，怎样把体重减一减，是不是有一点隔岸观火、避重就轻的意思？那会让他感觉你跟他一起在共谋、在回避，但同时他也好不起来。所以CAMS的理念就是要优先处理自杀，不管他有自杀意念，还是有自杀计划准备，还是最后有过尝试，只要他是活着，你见到他了，你跟他临床工作的前面的几次就要聚焦于自杀，处理他的自杀的风险，直到他自杀风险没有之后，再进入到正常的咨询、治疗和临床工作里，这个是它的理念，效果非常好。
访谈与自杀风险评估
那么聚焦于自杀具体怎么做呢？实际上它的工具是借助于一个半结构化的访谈量表，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患者来填。大家看，它这里边提到5类变量包括：心理痛苦、包括压力、包括激越，这是立方体模型的三个维度。还有绝望、自我厌恶是对自杀最有贡献的心理变量。这时候就相当于两个人共同合作去找什么原因让这个人会想自杀？填的过程中，也可以评估，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第二部分就是临床工作者填，咨询师或治疗师帮他填，你帮他分担了一部分，两个人一起做，这就是合作。同时，我们会做治疗计划，一起讨论在你有自杀风险这段时间，我们工作什么。这里面大家非常熟悉的技术就是“稳定化”，我们还会每次工作中针对跟自杀相关的一个变量，或者极个别自杀的理由和动机，去做进一步的讨论和评估。CAMS稳定化计划
关于自杀的稳定化计划，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叫“不自杀协议”。在以往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有自杀风险的来访，我们要跟他签一个东西，承诺在咨询期间不能自杀，或者约定一些其他内容。我也带着学生对不自杀协议做了一个文献综述，发现国外对于不自杀协议基本上已经是弃掉了。为什么？因为不自杀协议，是对自杀有个态度——“不可以自杀”，实际上是破坏关系，就让你们两个不是站在一起去看自杀了。所以现在我们会用的词叫做安全计划，CAMS把它叫做稳定化计划。我们在学校和医院都在用，那么我们要做什么？
第1步：帮他讨论和管理他的致命工具，减少获得致命手段的机会。手里现在都有啥能让他死掉的：有药，药怎么扔掉；有刀，怎么被锁上，由谁来管。如果你让他手边没有合适的工具、途径和方法，犹豫一下，这次自杀冲动就有可能过去死不掉了。费力鹏老师的团队对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降低做了很大贡献，很简单，把农药包装给变小，喝一瓶死不了，所以死亡率就低了。活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愿望，死掉是不得已。第2步：讨论他如果真的又陷入自杀危机的应对办法，越多越好。一定要留一个危机时刻的紧急援助电话，可以是24小时危机热线，也可以酌情提供治疗师的（但是需要提前约定好什么情况下打）。第3步：还要跟他讨论，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是或者他感觉到非常的孤独，很疏离的时候，谁能帮他，要写上一些人，还有这些人的电话。第4步：要约定下一次拨打打热或者预约咨询的时间，双方签字。
虽然我在做的工作是为了去帮助那些想自杀的人不自杀，但是天天被暗示“自杀”这个词，也不是特别好。后来我就给“自杀”取了个代号S（因为自杀的英文是suicide）。我在准备此次课的一个额外的收获——S刚好也是太极图中曲线的形状，让我觉得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和智慧，去解决自杀的问题。我们将S放平之后，让自杀的问题变得不是风险。这当中就涉及到我们对生死的理解，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有这样的观念：生和死是一体两面，它只是生命的两种状态而已，向死而生里面藏着大智慧，看淡生死后，我们的生命才真正有无限的可能。因此我们对探索后面的工作如何开展，是蛮有信心的。
最后是关于我的团队，给大家隆重推出一下，我们团队有时会共同努力去完成一件事、有时团队内也会进行PK，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团队。今年，中心还将继续招聘4位专职教师，包含了教学科研系列的教师岗位，所以欢迎今天听讲座的同行自荐或帮我们推荐一些愿意做自杀研究，或者喜欢临床也喜欢做研究的专业人士加入到我们的团队。招聘 | 2020年天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职心理教师招聘←点此链接直达
提问环节
1.自杀尝试的英文是不是attempted suicide？这个词国内一般叫自杀未遂。“自杀尝试”英文用的是suicide attempt，在国内一般就翻译为“自杀未遂”，我觉得把它称为“自杀尝试”可能更贴切一点。2.自杀干预的目的是什么？自杀干预的目的，首先是不让他死，其次是为了让他活得更好。未来我准备在天大开一门幸福课，用太“阳”去顶太“阴”，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活得好，就不会去想死，这是一个终结的解决思路。因此我们去做自杀干预，现阶段目标是让他不想死，长远目标是让他有机会去过更好的生活。
现场反馈
李艳苓老师：1.杨老师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将多年的思考、实践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分享给大家，更不容易的是她将一个沉重的话题，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讲出来，这很显功力。17年来，杨老师从一个人的探索，到带领团队一起研究和实践，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场场“生命保卫战”。这些成果对咨询师和教育工作者而言都是迫切需要的。杨老师也曾在一些培训项目中做过分享，深受欢迎。但由于场地限制，受益人数当然也有限。方新老师搭建这个平台有近1万人收听，有更多同行受益。2.我原来一直在医院心理科工作，经常跟有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的患者/来访者打交道，对如何评估其中的风险及干预也有很多困惑。2016年，杨老师告诉我，天大办的CAMS培训，对临床工作和危机干预非常有用，我就主动加入进来，一路从东北到天津又到了北京。参加培训后我的体会是，我们常话说“无知者无畏”，对自杀干预而言我反而觉得“无知者有畏”，因为我们不了解，所有一旦有人说我不想活了，就吓到。今天杨老师讲解的分类、分级别、分轻重，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可以工作的地方很多，前提是要先了解这些机制以及评估管理的工具。这份工作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同时也非常有意义。3.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天大心理中心在学工部的领导下，十几个人，但承担着教育、咨询、治疗、研究四位一体的工作，我们年轻的教师们做得很棒，在危机干预方面个个有担当、有韧劲、有方法。他们其实已算得上身经百战的大将，但仍然不断在学习，每周一都在研讨，然后领着每个老师发表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思考。为的就是那些徘徊在悬崖的边上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工作真的意义非常重大。
方新老师：1.杨老师此次关于自杀的分享非常高水平、高专业。杨老师从个人经历讲起，一个学生的案例，背后看到的是一颗炽热的心，尤其讲到在天大，杨老师一个人孤军奋战，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培训，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肉身、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在挽救一个个生命，就像黑暗走廊上亮起一盏温暖的灯。很多专业从业者，都是黑暗走廊上那盏温暖的灯。这当中，大爱也是连接我们，让我们携手同行的一种力量。此外，积累也很重要，杨老师成年累月地坚持了8年，从一个人到带队伍，提升理论研究、团队作战、引进国外先进的自杀干预模型等，不断的研究和创新，这让人感到敬畏。2. 自杀与焦虑、抑郁、恐慌从来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并不认为说了“自杀”这个词，就会有更多的人自杀。相反，杨老师今天的研究，会帮助更多有自杀动机的人，更了解自己的这个部分。我强烈建议您把自杀干预的这些项目做得更好更大，让更多人了解。也期望天大能发展成为一个自杀干预的基地，帮助更多的同行掌握更多技能、理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特别同意的一点是，并不是特别抑郁的人和自杀意念特别强的人就一定会自杀，从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说，我是做临床催眠的，这特别强调资源的“利而用之”，我们在研究寻死的部分，那么觅活的部分呢，是什么支撑他活着，我认为应该将资源纳入到理论模型中。3.我们的听众中很多是高校的教师或者心理中心的从业者，对他们而言有一个难题：真正自杀成功的人很少来寻求心理援助，也有一些是阳光抑郁型，表面上阳光甚至全面发展，结果忽然自杀了，这是让很多心理工作从业者很困扰的事，因为可能在自测、他测中都测不出来，也希望杨老师今后能将这部分内容纳入研究。4.我在听的过程中有一个思考，从杨老师的个人生活状态，我想杨老师研究寻死的部分，因此在觅活的部分也会活的更好，如果不知道死，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好好活。回到前面提到的太极，如果整天傻乐呵的人，遇到问题可能也不堪一击，只有真正知道什么是死亡，才能知道怎么样更好的活。
杨丽老师：
1.两位对我的回应很有启发，这些我们都在做，去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到天津市的自杀心理行为研究实验室，后继将整合人工智能、精神病学、神经科学等，我们想进一步从多角度去探索，也希望能出一些跨学科、交叉以后的成果。
2.另一点是关于资源的部分，将来我们开设幸福课，这也是自杀干预的最后一步，希望能帮助有自杀倾向的人扎根、成长，帮助他活下来，促进他有更多的联结，找到更多的资源，然后他才能够更好的活着。
3.在宣传方面，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大家有机会被采访或者是有机会与搞新闻媒介的人打交道，要告诉他们在写自杀的稿子时不要讲细节，因为自杀容易传染，有一个人做了，接下来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去效仿。
4.还有对于有自杀倾向的人，最大的困难在于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所以作为专业工作者，应该学习怎么可能帮上他，本事越多，就会让他们更安心不那么绝望。《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我们已经翻译完成，正在准备出版，看完基本就能掌握。当然最好是学一学，再做一做督导。我们也希望能把CAMS在国内的培训持续下去。今年情况特别，也可能改为远程培训，如果你有兴趣和勇气，欢迎关注“天津心理师成长之路”公众号，来深入学习。谢谢大家！
讲师介绍
杨丽
博士，注册督导师，教授，天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危机干预总督导，天津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所长，天津大学自杀心理与行为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委会委员，精神分析专委会委员，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委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自杀的心理机制、干预技术和干预策略。
整理人介绍
王小玲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心理治疗师，天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知行为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心理卫生协会理事。曾系统接受国际创伤整合式躯体治疗、国际自我状态治疗、中德认知行为治疗、创伤EMDR治疗、危机干预等专业培训，参与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等心理援助项目。
鸣谢
感谢协办方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
北京大学（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北京大学电视台
感谢马龙、赵娜、鞠静、何锦四位老师为本次文字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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